[36] 王汉斌：关于修改宪法的过程，载《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8][日]遠藤博也：《複数当事者の行政行為—行政過程論の試み(1)(2)(3)》，载《北大法学論集》1969年第20卷第1-3号[9][日]遠藤博也：《行政権限の競合と融合》，载《北大法学論集》1969年19卷4号，第34-61页。他在1969年发表的《复数当事人的行政行为》系列论文中分析了对于存在多方当事人的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以及在该行政过程中直接相对人以外的第三方的权利保障与救济问题。

[12]在《有关行政过程的判例探讨》一文中，通过分析法院的具体判例中的解释阐述应当审查行政过程合法性的观点。[23][日]塩野宏：《行政作用法論》，载《公法研究》1972年第34号，第193-202页。[44]第二，对于事实认定→预测→评价阶段的规制框架，以行政调查的合理性为中心进行探讨，认为传统的行政法学对于作为意思决定过程的调查、事实认定的合理性几乎没有涉及，在行政法学教学上也是最近才刚刚有学者涉及对行政调查的探讨，但并没有从裁量决定过程的合理性规制这一视点出发分析、研究行政调查。[31]而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为中心，通过对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的解释，判断现实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对于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消灭等动态过程却不十分关注。[33]行政手段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特定行政目的而作出的，在这种意义上，行政机关的行为可以称作为行政手段。

[77]同前注[14]，第95、96页。[4]行政过程论在日本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日本行政法学的主流理论，但该理论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后来很有趣的是同样以施米特为主题，政治宪法学脉络中的高全喜老师和以规范宪法学自命的林来梵老师各写了一篇关于这一时期政治宪法思想传播的评介性论文。

我们知道经过3R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活动之后，这个上下结构已经被打掉了，这个世界绝对的中心上帝已经被拿到了，拿掉后所有的人都散成了一堆，以往前后左右一看大家都跟我一样，要在一堆一样的人之间重新建立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怎么完成？所以人类秩序首先就要把上下结构做出来，要做出来的话首先要把主权的绝对性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宗教改革里面把政治的和宗教的区分开来，让宗教内部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或者各大家之间的斗争不影响到政治。于是在老和尚和山下的战士群体之间的对话是就必然是有隔膜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宪法始终是在一套革命话语的延续的框架下，由于革命带来了战争，由于战争打碎了这个政治共同体，我们要弥合这个政治共同体，所以很多宪法的制度安排是带有实用主义考量的，或者说是一种利益政治还不是原则政治。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今天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主持人：刚才你说的不就是基本权利吗？ 田飞龙：不是像你这么兑换的，你这么兑换就完全消解了它的政治含义。第二点是飞龙这篇文章里也试图提出几项原则来构建政治宪法学的规范性内涵，不管是八项内涵是不是完全到位，或者说完全的圆融，因为有些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或者别的思想可能也分享着，但是至少使得这样一个学术的框架，或者一个大体的脉络还是搭建起来了。

因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政治建设任务没有完成，在高老师看来，规范宪法学缺乏解释力。第二个层面，是基本概念上的不兼容性。从宪法过程来看，在政治过程和社会自治过程里面，政治宪政主义的应用是毫无规范障碍的，在行政过程也可以适用。具体说到飞龙的文本，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明显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是他的价值立场明显坚固了，虽然前面有朋友提到保守的共和主义比较拗口，或者不分明，但是至少比没有价值的立场好，因为以前的政治宪法学的价值立场不是很清晰，这种不清晰可能来自不同学者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背景，像陈老师，共和主义的色彩比较明显，高老师肯定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

韩大元教授1954年在《中国宪政》里面主要就是谈中国制宪权的问题，最近他还发表了有关中国制宪权的文章，所以制宪权问题既不是政治宪法学的发明、发现，也不是政治宪法学的专利，而是宪法解释学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说江湖里面可能没有稳定的权利中心，或者有官府在，那么官府也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请问，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吗？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有政治结构，不论其有没有宪法。第一是问题意识和处境判断上，他们共同面对的是中国转型政治或者说改革政治这一时代性的设定，这种政治类型界于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在我的阅读与思考当中，我认为政治哲学领域的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二元划分不适于对中国宪法政治的分析和类型研究。

实际上翟小波反对的不是宪法司法化本身，更不是反对在美国推行宪法司法化的正当性。确实是一个亲友团的，你只是为了给飞龙辩护一下。

我们今天期待田老师能够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关于政治宪法的报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宪政思想演变来说，并不是最新和最旧形成进化论式的评价序列，而是看它某一段的宪政的思想和经验是否更适合于我们自身的情境，因而我不因为某种英国宪法思想和制度的经验发生于1990年代就认为它必然优越于1890年代，我会去看它面对的问题以及思想与制度的结构是否跟我们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他并不关注这些理论资源的输入对于我们新世纪的宪法学，尤其是我们当时正在发生的宪法司法化的整个知识与社会运动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或反动。我不太同意刚才飞龙讲的从戴雪的角度来说议会主权和法律主权存在很大张力的问题，在戴雪那里，这两者恰恰是相辅相成的，戴雪讲得非常清楚，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英国的法律主治恰恰是依靠议会主权支撑起来的，没有议会主权根本成就不了法律主治。政治宪法学对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原则所储存的政治价值予以理论上的证成和制度上的关怀，同时对狭义宪法解释学（权利）规则中心主义可能导致的对中国宪法的断章取义或腰斩效果——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保持一种戒备，而主流进路则从严格的法律规范要件和可司法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宪法文本，在基本权利为体、司法审查为用的司法宪政主义公式之下断然否认或漠视中国宪法序言和总纲中所包含的中国人民的正当政治决断及其制度内涵，断然拒绝对中国宪法中丰富而实在的政治宪法因素予以问题化、学术化和理论化。那我下面就把08年那篇论文以来学术批评的状况予以适当的介绍与评价。我认为三条路径共同点大致在以下几方面。面对主流宪法学的置疑和批判，作为新生代政治宪法学代表的田飞龙非常焦急，非常焦虑，认为真正建构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还必须对中国的宪法实践有所关照，对中国宪法实践中赋有宪法意义的制度因素予以问题化和理论化，以此充实政治宪法学的讨论素材、理论建树和学术竞争力。

另外我认为关于宪法学中具体问题的讨论，比如宪法中的区域自治问题，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土地制度都可以讨论，并不局限于宪法文本本身，这是一个国家生活的基本法则，在这一点上，如果你认为我没有在这些问题上与你讨论，你就说我们所讲的就不是宪法，我认为这是误解。尹好鹏：能否退到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宪法委员会？ 田飞龙：我觉得我可能还不会退守到那一步。

戴雪的看法是什麽，英国经验是怎么回事能否适用于中国，这些都需要细致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像尹老师提出来的，飞龙这个文章第九页讲的宪法解释学立场的学者对于政治宪法学没有具体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法学属性淡薄等等这样的一些结论，我同样是有这样的问题，包括在看完你的30多页的很长的文章中，我心里还是有这样的疑问，你刚才在讲座中对研究方法做了一个回应，含糊的称为哲学的方法，并没有进行学科的分类，我的想法是如果摒弃了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的政治宪法学方法究竟是什么？刚刚雪阳讲到政治宪法学对于很多中国宪政的制度的事实没有真正的落地，他提到了一些在我们中国宪法实践中比较重要的制度，提到了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我马上想到我们目前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或者在整个民族学界讨论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去年二胡——胡鞍钢和胡联合在《新疆师大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正式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根据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往前回溯，2004年北大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同样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有类似观点的文章，他们主要是认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仿制于前苏联的拼盘式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大家可以看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体制对于齐玉苓案还是有一些交待，比如说设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尽管没有涉及对法律的违宪审查，但涉及了对法规的违宪审查，某种意义上是有回应的，或者说是有一种遗产的。我认为这样一些丧失保守前提的规范基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或者它们的某种不同比例的拼盘，对于中国来说，在某种意义上都不是一种合适的规范基础，因而要在这样一个组合之上增加一个保守主义的维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明或者传统的自由、社会的自由能进入我们宪法的规范性的空间。

我的立场肯定是前者，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如果政治宪法理论还有意义的话，如果我们的宪法学者还秉持着一种保守之美德，在秩序下求一种改良的话，我们就要坚持八二宪法的成文宪法前提，摒除非常政治的政治宪法理论的诱惑，或者说非常宪法的政治宪法理论只能作为背景的知识，予我们以理解的便利，而不能成为直接的政治主张和学术建构的内核。2008年以来政治宪法学的第一波中，高全喜、陈端洪、翟小波三位老师所揭橥的政治宪法学的潮流由于叙事太过宏大，或者这三个人的风格太过迥异，使得这一波的政治宪法学缺乏相对紧缩、精致且大致趋同的方法论结构与概念体系。杨利敏：儒家宪政主义如果能够论证成立的话，我觉得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因为你看能够支持起西方宪政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中都是不存在的。当然高老师非常欣赏规范宪法学，也认同它的价值，但是林老师、韩老师说中国的宪法为什么就实现不了呢？他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这种无支配的共和主义有它的理论渊源，是非常激进的共和主义，这种共和主义之下，它主张象征性的支配——即使在宪法制度上已经比较安全了——都不能容留，任何具有传统社会权威性要素的制度都要予以摒除，于是英国国王不能存在，于是英国议会里面的一些传统的制度因素要被清除，要按照共和主义的标准方案建立一个合原则性的暂新的英国。我的这样一个理论大概就立基于政治时间的三分法。

当然这里面很多人也还会有很多的质疑。保守主义有一个信念，就是它认为传统是连续的，保守主义不是简单选择一个片断，保守主义相信传统文明的连续性。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研究对象，或者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才成其为研究对象。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关于法规的违宪审查的建议，最后实际上是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解决的，并不是以全国人大的权威出场的方式，更不是以人大内部功能性审查机构自主运行的方式。

我硕士阶段是跟随王锡锌老师研习行政法的，尤其是跟进了新行政法的学术主题。程雪阳：我请求发个言。但是我想强调他们的共同点，之所以强调他们的共同点是某种意义上想回应高老师通过左右标签化带来的学术分裂的负面效果，这种分裂我认为不利于政治宪法学理论的深化。第二点，我们国家现在处在转型政治时期，因此政治宪法学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当然规范宪法学在当今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也有一定具体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体现在宪法解释学上，在学术上政治宪法学同规范宪法学的实然冲突也就体现为当前政治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冲突，那么在实质上两者最终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这是常态政治时期的规范宪法学。

第二是在宪政转型的路径思考上，突出了政治而非司法的视角，对宪法司法化有着程度不同的保留意见，基本认为这种司法宪政主义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宪法转型的主导路径和动力模式。而我们今天就处在一种进步的时间观之中，这种时间观就意味着思考中国的问题不可能是一种凝固的，比如我们已经有一步成文的宪法，或者我们有固定的生活形态，然后以此形态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并且把这个标准落实到我们每一个法律生活或者宪法生活中去。

最后还有两个小问题，首先就是飞龙在谈的时候有些小错误，第一是英国的变革的外部压力不仅仅是欧盟，他刚才谈到欧盟对英国的压力，对英国的影响，但实际上对英国人权保护产生重要影响的不是欧盟，而是欧洲人权公约，这两个是有很重要区别，其次是飞龙文章中有一些轻易的判断，比如宪法解释学只能局限于具体的规则，一旦涉及到宪法原则的时候，宪法解释权就不能发言了，就失去它的正当性了。田飞龙：问题的点太多，可能会挑战我的惯常的总结能力。

第二，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还能称为政治宪法学的新的一波的话，这些是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进展的工作，这些工作不是埋头于那样一些西方的判例的精细的技术打造的教义学工作能够完成的，当然不是否认它的作用，而是说学者可以有自身的偏向与角色的选择，它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对象有很多侧面。